在耗时七年、卷帙浩繁的《易中天中华史》中，易中天先生抛出一个引爆舆论的论断：中华历史仅有3700年，并非公认的五千年。此言一出，举国哗然。作为公众熟知的文化学者，以个人叙事体系，将数代学人考古与文献互证的五千年文明史腰斩压缩，既违背考古实证，也无视文字源流，更背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权威结论，其依据之单薄、标准之偏执、结论之草率，难以服众。中华历史的长度，从来不是个人臆断的私货，而是刻在甲骨、铸在青铜、埋在土层、写在信史里的铁证，容不得半分轻慢与裁剪。

易中天先生给出的3700年，核心依据是以二里头遗址为文明起点，死守西方“城市、文字、青铜器”三要素标尺，将公元前1750年作为文明开端，推算至今约3700年，并刻意区分“文化史”与“文明史”，把夏代及之前的三皇五帝、良渚、陶寺等统统归入“史前传说”，直接否定五千年文明的合法性。这套逻辑，本质是照搬20世纪初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判定框架，将外来标尺奉为唯一真理，无视中华文明自身的起源特质与发展脉络，更对中国百年考古的重大成果视而不见，陷入了“标尺错位、数典忘祖”的学术误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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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度，由考古实证筑牢根基，绝非二里头一处遗址可以定义。易中天先生锚定二里头的3700年，恰恰是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的刻意回避。历经二十余年、多学科协同的国家重大工程，已经以铁一般的考古证据，实证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、一万年文化史、五千多年文明史，这是国家级、学术共同体的权威结论，远非个人著述可以推翻。距今5300年的良渚古城，拥有内外城垣、巨型水利系统、等级森严的墓葬体系、象征王权与信仰的玉琮玉璧，修建水利工程需数千万劳动日，唯有成熟的国家组织才能完成，是公认的早期国家文明；距今4300年的陶寺遗址，发现宫城、观象台、青铜容器、朱书文字，被学界推定为帝尧都城，是最早的“中国”之所在；牛河梁的坛庙冢、双槐树的河洛古国、石峁的石砌都城，无一不证明，早在5000年前，中华大地已进入邦国文明阶段，具备国家形态、社会分工、王权礼制与精神信仰，这些都不是“原始文化”，而是实打实的文明形态。易中天先生只取二里头，舍弃良渚、陶寺、石峁等关键遗址，以偏概全、削足适履，用单一遗址的年代，否定整个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与悠久积淀，其考古依据的片面性，一目了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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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中华文字的源流绵延万年，从刻画符号到成熟甲骨文，早已形成完整链条，绝非殷墟甲骨文才是文字的起点。易中天先生的3700年，隐含一个错误前提：只有成熟的殷墟甲骨文，才算真正的文字，此前的刻画符号、陶文、符号系统，皆不算数。这是对汉字起源的无知，更是对文字演化规律的漠视。考古发现，距今9000年的贾湖遗址，龟甲上已有刻符，具备原始文字的表意功能；距今七八千年的跨湖桥、大地湾遗址，出土成组的刻画符号，形成固定的表意体系；距今5000年的良渚、大汶口遗址，陶器与玉器上的符号已具备地域性、规范性，是汉字的直系先祖；二里头遗址的陶文符号，多达数十种，承接史前符号，下启商代甲骨文，是文字成熟的关键环节。文字的诞生是渐进过程，从原始符号到成熟文字，是数千年的演化积淀，而非突然出现的“空降品”。殷墟甲骨文已是成熟的文字系统，此前必然有漫长的发展阶段，这是全球古文字的共同规律。易中天先生以成熟甲骨文的年代为信史起点，等同于否定文字的演化史，割裂汉字的源流，用“成熟文字”的单一标准，否定万年文字萌芽与发展的实证，既不符合文字学常识，也无视出土文物的铁证。

再者，米乐app官网版文明判定的标准，不应唯西方马首是瞻，中华文明自有其独特的文明形态与判定体系。易中天先生的3700年，病根在于死守西方学者柴尔德的“三要素”教条，将西方古文明的判定标准，强行套用于中华文明。西方文明起源于城邦，侧重城市、青铜、文字的同步出现，而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、礼乐为核、家国同构的文明，早在城市与青铜普及之前，礼制、信仰、祖先崇拜、农业体系已高度成熟，这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性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过严谨研究，提出了中国方案：判断进入文明社会，不再拘泥于三要素，而是以国家形态出现、阶级分化明显、礼制形成、大型公共工程、王权集中为核心标志。这一标准，立足中国考古实际，尊重中华文明自身发展规律，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认可。易中天先生放弃中国自主的文明标尺，抱守西方过时理论，用外来框架阉割本土历史，本质是文化自卑下的学术盲从，把个人对西方标准的迷信，包装成“科学严谨”的历史结论，既缺乏学术格局，也丧失了文化主体性。

易中天先生称，五千年是“文化”，3700年才是“文明史”，这种人为切割，更是对历史的曲解。文化与文明从来不是割裂的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，正是从史前文化到邦国文明、王国文明、帝国文明一脉相承，从未中断。贾湖的骨笛、高庙的凤纹、良渚的玉琮、二里头的礼器、殷墟的甲骨，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完整谱系，文化是文明的土壤，文明是文化的升华，二者不可分割。将五千年的文化积淀排除在“文明史”之外，等同于否定中华文明的根脉，把华夏民族数千年的精神传承、社会发展、国家雏形，统统归为“无意义的史前时代”，这是对历史的粗暴裁剪，也是对祖先的不尊重。

中华历史的长短，从来不是靠个人著述的哗众取宠，也不是靠西方标尺的生搬硬套，而是考古实证与文字文献双向互证、国家工程与学界共识共同铸就的客观事实。从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到历代正史，从甲骨文、金文到简牍帛书，文字记载绵延不绝；从良渚、陶寺到二里头、殷墟，考古发现层层印证，百万年人类史、一万年文化史、五千多年文明史，是经过科学验证的历史定论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魂，是刻在民族血脉里的集体记忆。

易中天先生以一人之力，著二十四卷中华史，勇气可嘉，但学术研究最忌先入为主、标新立异、罔顾实证。3700年之说，看似“标新立异”，实则是拾西方学界牙慧，违背中国考古与文字学的基本常识，既没有覆盖全部关键遗址，也没有尊重文字演化规律，更没有立足中华文明的本土特质。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文明史的长度，更不是个人可以随意定义的私产。

我们尊重学术争鸣，但反对以个人偏见否定国家考古成果、以西方标准消解民族历史根脉的草率论断。易中天先生当明白：五千年中华文明，不是传说，是实证；不是虚言，是信史；不是个人可以腰斩的故事，是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基。历史的真相，藏在良渚的水坝里，藏在陶寺的朱书里，藏在贾湖的刻符里，藏在二里头的礼器里，藏在历代传承的文字里，藏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每一件出土文物里，绝非3700年的片面之词可以遮蔽。

坚守历史实证，尊重文明本源，摒弃西方教条，立足本土文化，才是研究中华历史的正道。任何无视考古、割裂文字、盲从外来标准的历史叙事，终究会被实证所推翻，被历史所淘汰。五千年中华文明，巍然屹立，实证如山，不容轻断，不可篡改。

发布于：江苏省